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卢欣 浏阳报道

2019年，88名村民签署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协议。

8月7日凌晨1点的浏阳市淳口镇高田村，只有虫鸣与零星灯火。当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接运车缓缓驶离，69岁邢长希的遗体正式成为医学讲台上的“大体老师”。高田村党支部书记、高田村红十字会会长罗海港站在昏暗的院坝里，声音沙哑：“医生们坚持举行告别仪式，微光中鞠躬的身影，我们看到生命最后的尊严。”

这位种了一辈子田的老人，生前是全村首位遗体捐献登记者之一。而在他身后，164名村民自愿签署了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书——在这个户籍人口7200多、常住4623人的湘东村庄，每28位常住者中就有1人签署，捐献率达3.5%。

“破窗者”邢长希与火种

邢长希老人的遗愿：“希望可以捐献自己遗体，移风易俗、破旧立新。”

8月6日夜，69岁的邢长希老人在浏阳市淳口镇高田村过世。他的生命之火虽熄，却燃起另一种永恒的光亮，遵照老人遗愿，家人将其遗体郑重托付给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邢老从此化身一名沉静的“大体老师”。

2019年，邢长希和同村两对夫妇偶然从报纸读到遗体捐献报道，赶往浏阳市红十字会，签署了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书。随后，“报名捐献这件事”很快成为村里大伙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不断有村民前去村委会（村红十字会）咨询，表达捐献意愿。

“以前村里人谈‘死’色变，更别说捐献器官、遗体了。邢老就像第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让大家看到这其实是一种豁达，一种大爱。”罗海港回忆。

而后，村委会在村口放映器官捐献宣传片，接受了肾移植的村民彭玲玲向村民展示手术疤痕：“这肾让我多活十几年，现在还能种菜！”

宣传片结束三天内，43位村民涌向村委会咨询。当月，湖南省红十字会驻村举行签约仪式，88只手在志愿书上按下红指印。登记册显示，签约者中年龄最大的85岁，最年轻的20岁。

周姣英的献血证和“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证”。

土地里长出的报恩哲学

“国家免了农业税，看病能报销，每月还发养老金，咱农民活着享福，死了得报恩！”邢长希生前在村委会说的这番话，印在罗海港的心里。

记者走访高田村，了解村民们签署器官捐赠书的初衷。

今年52岁的村民颜柳英也是村子里最早签下自愿书的人之一，她说，自己只是一个裁缝，不能为社会做多大贡献，只希望能“做一点善事”。

特困供养人员张丰收靠供养金生活，临终前，他执意捐出角膜：“吃国家粮一辈子，国家养了我一辈子，最后还一次情。”

2019年，赵光兴71岁，决定“把能用的器官都捐出去”。他说，家里人都没反对，正上小学的小孙女甚至还说：“爷爷捐了，那我也要捐！”

58岁的周姣英已献血8次，累计3200毫升，她掏出泛黄的献血证：“当年，嫂子在医院治病需要输血，医院没有血，哥哥跪在走廊求血浆，哭得声嘶力竭。从那天起，我就发誓，我要献血，死后捐赠器官和遗体，让他人不再遭罪！”

2024年3月，41岁的村民张先生突发脑干出血，抢救无效，病情恶化成脑死亡状态。家人按其生前签署的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书，捐献了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两片眼角膜。“手术在浏阳市中医院进行，他捐献的器官让3名重症患者的生命得以延续，他捐献的眼角膜也将让2名失明患者重见光明。”罗海港告诉记者。

朱际葵携妻儿四口同签。（妻子的证件没有找到）

生命终点的价值刻度

“现在，村民们茶余饭后都聊捐献。”罗海港翻阅捐献人员名单：朱际葵携妻儿四口同签，开铲车谋生的村民直言“死了对社会有用才值”。

彭玲玲与爱人张德达仔细保存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证，“我们要把自己能用的器官捐出去！”而且，彭玲玲、张德达的儿子、儿媳也都报名登记了。在他看来，这是爱心的传递。

同样因为家人受惠而签署捐献书的还有杨和绪、周世贵夫妇。均已年过花甲他们说，弟媳之前得了尿毒症，等了一年终于等到肾源，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

湘雅医学院未透露大体老师稀缺程度，但罗海港从细节读懂了分量：接运邢长希遗体时，医生坚持深夜举行告别仪式。此外，村委会坚持“三不原则”：不隐瞒用途（明确告知遗体主要用于医学教学）、不回避困难（直陈器官移植配型成功率问题）、不诱导签约（须直系亲属全员同意）。

邢长希虽因爱人癌症晚期无法签字，致眼角膜捐献未成，女儿含泪执行父亲大体捐献：“这是他的遗愿。”

走在高田村新拓宽的6米宽村道上，罗海港还与记者分享了村道的故事。这是村民自筹200万元修的路，不仅筹钱，还无偿出工，因为村民坚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同样的逻辑投射到生命终点，当外界仍在争论丧葬习俗时，这里的村民已签下“自愿捐赠器官、遗体的契约”。

高田村常驻人口捐献率达3.5%，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村民，用最原始的方式，完成了生命对文明最隆重的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