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学俭同志主持第六届中华廉洁文化论坛。

在我身边，有一位60多年党龄，年过八旬的老党员，他的一言一行始终坚持党员标准，并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感染着周围的人。这位党员就是傅学俭。

傅学俭忧党忧国，对廉洁文化情有独钟。在反腐倡廉工作取得压倒性态势的新时代，他经过长期思考，从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中提出要创新一门新的学科——中华“廉洁学”。近日，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教育部的重视。

傅学俭2003年从湖南省人大退休，本可颐养天年，但他最终决定创办全国首个研究弘扬廉洁文化的社会组织——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并办了会刊《清风》杂志，确定了“弘扬廉洁文化，鞭笞腐败现象，净化心灵家园，引导清廉人生”的办刊宗旨。多年来，他把自己定位为反腐倡廉建设的义工和志愿者。外界称他为廉洁文化的“播种机”，反腐倡廉的“智士”。

在我看来，傅学俭做出这样的选择，与他一向关注党员干部廉洁教育的情结有关。1962年4月，正是过苦日子的时候，胡耀邦同志到常德调研，傅学俭参加了他主持召开的青年干部座谈会，在这个会上，傅学俭根据自己的思考，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是要教育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1996年6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75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说：“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傅学俭听到这个理念被中央正式提出，感到特别欣慰。

傅学俭紧紧抓住“教育干部”这个理念，开始了自己40多年义务讲政治课、廉洁课的历程，用廉洁文化铸造人的灵魂。2014年4月，傅学俭应邀到北京、深圳讲课时不幸中风，义务讲课才被迫停止。

傅学俭不是研究理论的，但他的做法确有理论逻辑基础。廉洁文化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主要基于两方面：一方面，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完备的制度也要靠人来执行，那么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价值观及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制度的执行和反腐的成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因决定外因。余英时先生说：“长期的潜移默化或价值内化会造成一种道德或伦理的规范。如果这种规范大致合乎人性与人情，则可大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封建贪腐文化比如臣民色彩浓、等级观念厚、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金钱至上、宗法血缘等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要治理腐败，就必须铲除腐败文化，弘扬廉洁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

从宏观层面来说，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基础上的，只有一个更高的文化价值、文化精神来支撑，制度才会真正发挥作用。学者钱穆认为，政治制度必须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这里说的传统、人事，都与文化息息相关。可以说，制度要想发挥作用，离不开文化的柔性支撑。

廉洁文化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人的道德教育，因为一个人一旦道德出了问题，那么制度的执行力就会大打折扣，就容易导致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傅学俭曾读了多名职务犯罪人的“忏悔录”，他认识到，权力腐败从缺德开始，希望党员干部能够有良好的道德修养。2015年，中央开始实行执纪监督的“四种形态”，傅学俭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惩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好办法，希望各级党校、干校通过多种形式培养教育好干部。

道德的问题，关键不在嘴上说，而是要身体力行，讲究的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傅学俭深知道德运行的内在逻辑，所以创办《清风》杂志，其刊训就是“清风育人先育己，清风责人先责己”。多年来，傅学俭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带头模范作用。他始终坚信“公生明，廉生威”。他的家里，都是最简单的家具，房子连普通的装修都没有搞。傅学俭在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期间，分管过近7000万元的基建项目，他没吃建筑企业的一餐饭、拿过一分钱的好处。承建基建项目的企业老板派人送了两只大水鱼（当时价格500元/斤）到他家，他正好没在家，送礼的人就把礼物放在他家小小客厅里，马上走了。他老伴当时正在厨房做饭，来不及追上。她赶忙打开自家二楼厨房的窗户，把水鱼扔下楼。后来，这家建筑企业送给傅学俭一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锦旗表达感谢。傅学俭多次为各个单位讲党课，所得报酬分文不留，全部用于救助残疾人。他说：“廉为人本,洁是人心。人生必廉，廉必洁终。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傅学俭为官清廉，做党员也很优秀。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员没有退休一说”。所以，即使退休了，他依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替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他说：“我退下来后，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适应人生这一重大转折？是干着死还是等着死？其要害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问题。我认为，干着死更有意义。”有一次他回到常德老家，一位熟悉他的老工人代表听说了他的所作所为后，说他算是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近些年，由于腐败的长期侵蚀，大众对官员和共产党员的认知出现了偏差，不少人有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看法，导致不少党员不敢亮明身份。加之犬儒主义的盛行，一些人认为“人的一切善行和利他行为后面都一定有利己功利和不可告人的动机”，“根本不相信人能有引导自己善行和利他行为的良心”。因此对于主流宣传的好党员都有不同程度的怀疑。傅学俭这样的干部无疑是对这些现象的有力反击。

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党员，傅学俭不是一味唱赞歌，而是善于倾听人民呼声，关心人民疾苦，以一片赤子之心把“诤言”献给党。他说：“我几十年党内政治生活练就了党性的三个原则：一是向党讲真话，绝不讲假话；二是报喜与报忧相比，宁愿报忧；三是在关系群众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宁肯得罪领导，也不得罪群众。”为此，傅学俭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多次给中央写信，反映实际情况，并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批示与回复。1993年9月28日，傅学俭写给中央纪委的关于依法惩治党政领导等人员的车辆滥挂军车牌照腐败行为的建议，把群众批评的尖锐言词也如实写上了。中央纪委监察部办公厅的《反腐败工作信息》第100期，均如实刊登了他的建议。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10月14日在文件上作出重要批示：“请公安部注意，除有规定外，国家机关的车辆一律不挂公安武警的车牌，警灯、警备牌子，也一律按此精神处理。北京的群众也有反映。”

于是，笔者不禁想到了曾国藩。湖湘文化中，曾国藩可谓优秀代表。他之所以被推崇，主要原因有二：一个是曾国藩的律己功夫很深，非常人能及；另一个原因就是研究曾国藩的唐浩明和张宏杰都讲到的，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资质非常平庸的人，通过努力和陶冶，也可以成为超人。也有人说，曾国藩是“立德、立功、立言”全面发展。

于是笔者发现，就“立德”方面，傅学俭做得非常好，如果要学习，无须舍近求远。然而，就大家心理而言，总有点贵古贱今，贵所闻而轻所见，因此对身边的榜样视而不见。傅学俭出生、成长于特殊时代，他没有很高的学历，但坚持活到老、学到老，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身体偏瘫后，傅学俭依然通过左手，写下了多篇自己学习党的理论的心得。可能有人认为，那些东西有点假大空，但到了傅学俭笔下，那些严肃的语句便充满了真情实感，一颗忧党爱党之心跃然纸上。

傅学俭的多数思考来源于实践，所以他经常告诫年轻党员要在实践中学习。如果拿中国儒家文化内圣外王的标准来看，傅学俭注重内圣，但更看重“外王”，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一面。傅学俭喜欢做事，有点雷厉风行，但他认为人生的价值并非官做得大、钱挣得多、寿命活得长。他一直拿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话来自勉：“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傅学俭根据自己的为官经验，总结出了一套权力价值公式，即谋私利=0，为人民=100。对此，有的人很不理解，还嘲笑傅学俭，但他说：“我有谋私利的权力，但没有那个权利。”因此，在利益面前，他给自己定下了三个原则：不该得的利坚决不得、可得可不得的利也不得、该得的利必要时可以少得。

曾国藩是以儒家伦理来约束自己，希冀做圣贤。他认为：“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为了做好“上智者”，曾国藩一生可谓忧多于喜，苦多于乐。而傅学俭的道德自律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求“内心的安宁和自由”。他说：“做官时，要往前想一想，我原本不是官，又要往后想一想，我不能常有此官，寻取真我，方有着落。”

对于傅学俭的廉洁教育实践，可能会有人质疑，觉得那是在讲大道理，效果不明显。但其实，文化育人从来就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必须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理准备。我们敬重傅学俭，并非因为他的廉洁文化教育真正改变了多少人，而是他一直以身作则，用日拱一卒的努力希望整个社会风清气正。殷海光先生指出，一种社会风气形成，想矫正是很难的。一般人多少受经验影响。当他们靠切身经验发现不顾道德就可得到种种便利和丰硕的酬报，但谨守德则会招致毫无补偿的牺牲时，谁还有那样超人的德力来谨守德则呢？当人们发现败德为获利的捷径时，败德之事即如江河之就下，沛然莫之能御。若以此来看，就能知道傅学俭从事的是一项多么艰辛的工作。一位老党员曾送他一副对联：几十年不做一件亏心事，忙一世单枪匹马总超前。这算是精当之论。

2018年，傅学俭在学习十九大报告第七、八部分时，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第十八讲——《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结合了起来。他深刻感受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于是，傅学俭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提出创新中华“廉洁学”新学科的建议。他认为，创建中华“廉洁学”新学科，要从娃娃抓起，从关键少数抓起，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廉洁与人生同行”教育融为一体，打造一项关乎国民教育、关乎民族振兴、关乎社会发展的“铸造人类灵魂”的新型基础性工程。这在我看来，就是傅学俭的廉洁文化教育梦。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一项薪火相传的接力工程，并非傅学俭一人之力可完成，需要各个方面的重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2019年，傅学俭逐渐离开了他从事的廉洁文化教育事业。他说：“时到岁月不饶人，但愿清风更久长。”他告诫大家政治上要清醒不要昏头，经济上要全利不要鼠利，事业上要创新不要封闭，民主上要广言不要无声，关系上要友善不要斗恶。他的这些话可谓循循善诱，令人感动。

一位作家说，我们的精神，总是先于我们的肉体而老去，而腐朽。但很显然，傅学俭并非如此。对于他而言，我们看到的，始终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化定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