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意思是说，有官位的人，如果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就应该辞官不干；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言不听、计不从，就应该辞职不干。由此可见，问责不是新事物，自古以来就讲究权责的统一。通俗地讲，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

依法问责是夯实责任担当的重要抓手。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已经成为社会常态。通过依法问责，把问责的板子打在 “关键少数”身上，发挥惩戒和警示作用,能够有效帮助领导干部拧紧责任“发条”，改进自身的不足，提高工作效能。

但是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存在层层加码、滥用问责的现象，把问责简单化、扩大化。滥用问责是一种“病”，折射的是一种官僚心态。一些地方为了推进工作，不顾基层的实际情况，要基层干部“困难不要讲，办法自己想”，然后举一个“问责”的牌子盯着你，一不高兴、一拍脑袋就问责，甚至仅凭领导个人要求就草率问责。这种“一有错就问责，一问责就动纪”的做法，违背了问责的初衷，损害了问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挫伤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滥用问责是一种“病”，是“病”就得“治”。

一是要精准把握问责的对象。从问责主体来看，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的问责，即党内问责和行政问责。党内问责方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规定，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在行政问责方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也明确规定，问责对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乡镇党政领导成员等。由此可见，不管是党内问责还是行政问责，问责对象都是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特别是党内问责，将“一把手”列为问责的重点。只有把问责板子打在 “关键少数”身上，才能起到了惩戒和警示作用。

二是要精准把握问责的情形。问责的扩大化，搞得基层干部人人自危，不仅没有起到改进作风、提升效能的作用，反而让基层干部产生“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没错”的错觉，最终导致大家都不想担责、不想干活。问责必须依法依规进行，哪些情形属于问责的范围，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能人为地扩大。要把工作上的失误和违纪违法行为、一般性的过失与严重的失职失责区分开来。不能把问责当成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不管大事小事，不管政策性问题还是技术性问题，都一股脑地用问责这个“筐”来装。

三是要精准运用问责的方式。“问责”是一种科学的管党治党机制。问责方式有多种，不能简单、粗暴，一问责就动“纪”。问责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理性把握手段与目的、教育与惩处的关系。问责既要体现规则的理性，也要充分体现人文的关怀。问责必须从实际出发，严格依法依规，做到宽严相济。精准运用问责的方式，把“纪律处分”作为“问责”的底线，才能促使干部更好地履职尽责，从而达到问责的目的。（绥宁县纪委监委 杨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