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柏禹

今年是湖南和平解放70周年，作为辛亥革命元勋黄兴的后裔，我也特别关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父亲黄伟民时时教导我要不忘祖辈，铭记曾祖父黄兴“无我”“笃实”的家训，牢记祖父黄一欧“奋勇杀贼”的血性，爱国敬业，多受教益。

先祖父黄一欧自幼受曾祖父黄兴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追求进步，胸怀大志，是最年轻的同盟会员。接着，先祖父参加辛亥革命，担任沪军先锋队副司令，身先士卒，奋勇当先，为光复上海、攻占南京立下功勋。后来，先祖父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相当于现在的市长），编制《长沙市政计划书》，计划将长沙市区扩大近20倍。1923年出任川军北伐军第一路军司令，后参加一系列反蒋活动，1932年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3年以养病为名请求辞职回到湖南，脱离政治生涯。

1948年8月的一天，门外来了一位特殊的贵客，原来是曾祖父黄兴的老部下、同盟会老会员、时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这位封疆大吏亲自登门拜访先祖父，当然有要事相商。“我知道，曾经有多方人物请你出山，但都没有得逞，难道今天我来请你也是同样的下场，也会遭到拒绝？”双方落座之后，程潜满脸严肃，见面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

程潜的话让先祖父面有难色。从1905年在日本东京参加同盟会算起，二人已有40多年交情，我四叔祖父黄一球娶的正是程潜的女儿，于公于私先祖父都到了非出山不可的地步，因此他最终答应程潜的邀请，出任湖南省政府顾问。

先祖父深知，在如此关键之时重返政坛，得担很大的风险。当时程潜在湖南虽然表面高高在上，实际情况却非常危险，因为蒋介石早已将一批黄埔系的亲信安插在他身边，而且个个手握实权。最让程潜难以防范的是军统，他们的人在绥靖公署任高参，时刻不离程潜左右，监视着程潜的一言一行。先祖父以忠诚可靠，斗争经验丰富，加上熟悉各方人物，重新出山之后，很快成为程潜的重要帮手，在对许多重大问题决策时，都为程潜提出十分中肯可行的方案。

1949年6月的一天晚上，程潜坐在书房与先祖父在围棋盘上对弈。他们很早就是棋友，下围棋是双方消遣的最佳途径。但这次两人都心事重重，程潜更显得有些举棋不定。因为案头上正摆着老友章士钊带来的毛泽东主席的书信，还有章士钊带来的亲口承诺，毛泽东主席说只要程潜接受起义，其余的事都好商量。程潜的另一亲家林伯渠，也尽数蒋介石的不是，极力劝他反蒋起义。其时，曾在东北四平与陈明仁苦战的林彪要报仇雪恨，已经集中四野优势兵力，调来大炮，准备进攻长沙。形势十分危急，必须当机立断。

程潜犹豫不决地看着先祖父，希望能给以参考。先祖父审时度势，给老朋友提出自己早已决定的三得良方，这良方有三个得字，即是“打不得、走不得、只和得”。理由是一旦开火，国共两方兵力悬殊，程潜和陈明仁的结局肯定是全军覆没，同时战火一起，肯定会毁掉古城长沙，毁掉无数老百姓的家财性命。想弃城逃走也非良策，因为连蒋介石都逃到台湾，大陆上再没有地方可以容身，所以唯一的出路只和得，只有认清形势举行和平起义。

程潜虽然也觉大势已去，但还在犹豫之中，他既不想让家乡人民惨遭战火，又不想背上叛蒋之名，更担心手握重兵的陈明仁将军的态度。为此，先祖父多次与陈将军联系，又一直陪伴在程潜身边，名义上是随程潜到全省视察，实际上是躲避军统特务的耳目。没有料到，陈明仁这位原本深受蒋委员长宠爱，屡立战功的黄埔高材生，也看透了蒋家王朝的内幕，厌倦同室操戈，不忍心家乡人民再遭杀戮，更明白大势所趋的周边环境，正在考虑自己的前途，加上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天险，南京丢失，打破了某些人南北分治的想法，最后下定决心准备与程潜在湖南举行和平起义。

这时长沙的形势已十分紧张，蒋介石又下令安排先祖父一家去台湾，先是书面通知，先祖父没有理会，既而又派人送来飞机票，先祖父同样弃之不用；最后蒋介石恼羞成怒，派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黄杰亲自上门，准备将先祖父全家强行送到台湾。先祖父事先得到消息，送妻子和女儿躲到乡下家中，只留下12岁的儿子黄伟民出面接待，让来人扑了空，无法完成任务。

黄杰手下人怂恿劫持黄伟民当人质，胁迫先祖父去台湾，好向上司交代，黄杰和先祖父同乡，虽是出了五服的黄氏宗亲，但对黄兴十分敬佩。黄杰当时左右为难，既不敢违背长官的命令，让先祖父一家留在长沙，更不愿得罪家乡的父老乡亲，思前想后最后还是空手回去，向蒋介石如实报告。先祖父为安全起见，把家人都转移到乡下亲戚家中，自己每天都留在程潜身边，让想对他下手的人不敢造次，他抓紧时间，协助程潜筹备了和平起义。

（本文摘自《民革前辈与湖南和平解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湖南省委员会编著团结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