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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44地方官已调任中央 东部地区赴京最多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王红茹 实习生 吴文征 编辑:闵美颖 2015-09-01 15:43:38
时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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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报道】十八大以来44名地方官任职中央
  
  8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领导机构”栏目更新,显示稍早前卸任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职务的杨晓超已于7月任中央纪委秘书长(正部长级)。
  
  今年从地方赴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官员并非杨晓超一人。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15年1—8月,包括杨晓超在内,已经有7人从地方履新中央有关部门并担任要职。
  
  这样的人事调整从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后就已经开始。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进京到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地方官员有44人,其中,一部分是副部级平调,一部分是晋升,即从正厅级晋升副部级或从副部级晋升正部级。
  
  学术分析:平调官员任职重要岗位,也是一种“升迁”
  
  十八大以来,杨晓超的职务已经发生了3次变化。
  
  2013年7月,时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的杨晓超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医疗、教育、体育等领域。2014年9月,杨晓超接替赵凤桐担任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在经历了近一年的司法工作历练后,今年7月,杨晓超调任中纪委。
  
  翻看十八大以来任职中央的地方官员履历,像杨晓超这样曾长期任职地方的官员并非个案,44名官员中约3/4的官员都有长期任职地方的经历。
  
  44名官员中,平调的有30人。其中,多数人任职重要岗位。
  
  比如,天津市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何立峰,2014年6月调任国家发改委任职副主任,在副主任中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现有的6位“正部长级副主任”之一;广东省原副省长刘昆2013年5月调任财政部副部长一职,目前在副部长中排名第三。
  
  任职中央的地方官员中得到晋升的也不在少数,据本刊不完全统计,约有14人得到晋升,而且多数在重要部门任职重要岗位。
  
  张义珍,河北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今年7月被任命为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出身教育系统,曾在大学任职长达20年。2004年,张义珍由河北农业大学副校长转任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4年后担任河北省唐山市委副书记;2012年出任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2015年6月任人社部党组成员,7月开始担任人社部副部长。
  
  国家行政学院原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一些从地方调到中央机关的官员,在职务上虽然是平调,算不上高升,但是赴任的却是关键的、重要的岗位,是得到了重用,预示着未来可能会被提拔,仕途之路会更好。”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管是平级调动还是晋升,对于干部个体来说,都体现了组织的‘重用’之意,都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升迁’。”
  
  赴京官员多数为50后,学者型官员居多
  
  盘点十八大以来从地方赴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官员,在年龄分布上,跟从中央到地方任职的官员明显不同。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进京官员职务调整时的年龄,集中在52~60岁,这是多数省部级官员所处的年龄段,有31人的年龄超过了55岁,多是典型的“50后”。这跟之前本刊统计的“空降”地方任职“京官”大多为“60后”,即大多不到55岁存在差别。
  
  统计显示,在这些赴任中央有关部门的官员中,最年轻的是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出生于1964年,今年51岁。年龄最大的是2014年11月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秦光荣,今年65岁,调动回京的年龄是64岁。其次是2014年6月任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党组书记的陈政高,今年63岁,调动时的年龄是62岁,和陈政高同龄的还有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陈存根,2013年1月他从重庆调到北京时是61岁。
  
  相比于赴地方任职的“京官”,地方官进京出现年龄层次差别,在胡仙芝研究员看来,基本符合了干部成长本身的规律。
  
  胡仙芝表示:“一般来说,年龄和经历密不可分。年纪轻的,经历相对简单,经验和能力肯定不如年纪大的来得丰富和全面,因此更需要到基层和地方锻炼。而经历过地方锻炼的干部,在认识高度、经验程度和能力方面更加成熟,更加能够把握国家宏观、全局的治理工作,也更加适合和胜任中央层面的一些工作岗位。”
  
  除了年龄外,这些进京官员的学历也是一大看点。统计显示,博士15人,硕士24人,本科4人,大专1人,其中拥有博士学历的占了1/3多。
  
  在公众的印象中,“学者型”官员擅长理论和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责任意识强、公众形象普遍较好。
  
  “很显然,在地方经过历练的这些学者型官员,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他们能够被调往中央,显示出被看重和寄予厚望。”许耀桐说。
  
  从时间上,十八大以来,2013年是地方官进京比较集中的年份,统计显示,这一年有23人从地方到中央任职。
  
  对此,许耀桐认为:“十八大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因为我国领导人是每五年一次交接,调动干部频繁主要和届期有关,所以2013年的调动会比较频繁一些。”
  
  除此之外,跟“央地干部交流”的任期也有关系。胡仙芝告诉记者,央地干部交流的官员是有任期的,地方官员一般是三年一届。“一般地,在干部换届的年份干部流动比较多,其他的年份则属于调空补缺。2013、2014、2015年份干部流动数量的分布,也体现了这个特点。”
  
  5年前中组部选派66名厅官任职地方,回京晋升副部级至少7人
  
  今年夏天,辛国斌再次搬家了,他从青海省副省长的位置,调回工信部担任副部长。
  
  8月8日,在内蒙古包头市召开的第七届中国包头稀土论坛上,辛国斌首次以工信部副部长的身份在媒体前亮相。
  
  作为5年前中组部选派到地方交流任职的66名中青年干部之一,辛国斌赴任青海前任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之后历任青海省海西州委副书记(正厅级)、青海省副省长等职务。
  
  在这66名中青年干部中,在十八大后,像辛国斌这样到中央有关部门任职副部级职位的官员至少有7个人。从履历看,辛国斌是就地晋升为副省级官员后回京的,跟他一样就地提副省级后回京的,还有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喻红秋,当时调任贵州省贵阳市委副书记,后升任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之后回京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如今是中央纪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组组长。
  
  除了就地提拔为副省级官员,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当年66名中青年干部中,至少有5名属于“回炉”出任副部级官员。2013年8月升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史耀斌,被选派到地方交流时是财政部税政司司长,他被派往湖南省湘潭市交流,不到三年就“回炉”财政部出任副部长,目前分管税政司、金融司、国际经济关系司、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PPP中心)。
  
  同样经过“回炉”提副部的,还有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金学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刘俊臣,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邹天敬,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吴清海等。
  
  专家分析,中央一直很重视基层和地方的任职锻炼,把到基层和地方工作作为培养高层公务员的途径,目前加大了这方面的工作力度。
  
  许耀桐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中组部当年选派66名中青年干部到地方交流任职,直接促进了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任职,这些官员能够提拔回京,显然是属于国家紧缺型人才,“这种交流既是加强地方治理、促进地方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干部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也是促进央地交流、优化政治环境、预防集体腐败的有利选择。”
  
  东部地区赴中央任职官员最多,北京拔头筹
  
  东部经济发达,往往成为中央安排锻炼干部比较多的地方。
  
  不仅如此,东部也成为官员从地方派回中央工作的密集地。统计显示,在44位进京地方官中,从东部沿海地区调往中央的官员数量最多,有17人。
  
  从东部调往中央的官员中,涵盖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
  
  胡仙芝认为:“决定干部升迁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业绩是最主要的。从地区分布来看,结合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不难得出,政绩在干部考核和激励机制中还是有较大的比重和因素。”
  
  分析发现,从东部地区调往中央官员最多的地方不是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区,而是北京。统计显示,十八大以来,北京有4位地方官到中央任职。
  
  在胡仙芝看来,由于地理位置贴近,所以来往交流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信息沟通及时机把握也更有利,加上同样在京工作,工作事业与家庭生活也能更好地统一协调,所以客观上会导致北京与中央交流的机会更多。
  
  “事实上,在北京工作的地方官,家庭、生活上基本不会有后顾之忧,所以只要组织有需要,基本上都能够实现;而其他地方的官员到中央来工作,拖家带口,不可避免会涉及到家庭安置、两地分居和子女教育等诸多现实困难”。胡仙芝说。(记者 王红茹 实习生 吴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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