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记忆，在风雨中卷起巨浪。

一腔热血，在红旗下铸成丰碑。

湖南，一片红色的热土。今年以来，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开展抢救性挖掘离休干部红色资源工作，组建采访团队，采访了上百位离休干部，记录下他们宝贵的记忆。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采访中，作者真切地感受到，红色江山来之不易，不忘身上流淌的红色血脉，赓续红色基因，将获得更大的力量。

“不忘初心，就是不忘我们为什么出发”

“卢沟桥离我们家很近，我们家是在（河北省）易县。那时候（卢沟桥事变后）我们小学生都进行了游行。”95岁的姚增力，童年时正逢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与暴行，当地人民也汇入了太行山区抗战的洪流中。“八路军在那里打游击战，我们就给他们送个信什么的，从小我就懂得了为人民求解放这个道理。”

1946年4月，姚增力在哈尔滨加入东北民主联军独立团，穿上了军装。在连队里，支部书记经常给战士们宣传马列主义。姚增力心里越加亮堂起来：这个部队，“是为人民作战”，不是为了个人财富地位去打仗。稚气未消的小伙子当上卫生员，学习了救护工作。1947年10月，姚增力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姚增力快速成长起来。那时，他们行军一天，战士们累得倒下就睡，脚也不洗了。担任副班长的姚增力就拿盆打了水端过来给战士们。行军中，见到有人走不动了，他便上前帮他们背东西。到了地方上，他和战友们一起给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他想，这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和别的部队完全不一样。”姚增力回忆时语气坚定。入党宣誓77年过去，他永远记得：“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为人民而战。”

出生于保定市原满城县（今满城区）的巾帼老兵赵文瑞，也是从小目睹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冀中平原百姓的苦不堪言。1941年，满城县妇联主任贾世芳在村里开展群众活动时，就住在赵家。区县干部每次来村里做工作时，都会给小文瑞讲革命道理，赵文瑞就主动帮忙站岗放哨，协助区县干部的工作。1943年，才14岁的赵文瑞，在贾世芳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打响后，赵文瑞担任了满城县二区妇女自卫队队长一职，扛起了移风易俗、妇女解放、妇女权益保障等重担。当冀中地区响起胜利的欢歌时，赵文瑞家里也分到了21亩地。余粮一年都吃不完，好日子真的来了！但这时，赵文瑞和丈夫曾禄，毅然放弃留在冀中与家人共享天伦的快乐，随军南下。她的想法很简单：“对我和丈夫而言，听党号召是共产党员最大的使命。”

1949年3月，夫妻俩将不满2岁的女儿交给老人后，带着简易的行李南下。坐马车、挤火车、乘渡船……几经辗转，他们到了湖南匪患极为严重的黔阳县（今洪江市）。1950年初的一天，曾禄跟着军队入山剿匪，区政府仅剩一个年老体弱的区委书记李寿昌、一个小通信员和在此“坐月子”的赵文瑞。土匪趁机包围区政府，叫嚣着“血洗政府、活捉干部”。赵文瑞他们躲进碉堡，手持手榴弹，准备在土匪近前时投掷。就在这时，驻地一支解放军疗养队前来救援，打得土匪抱头鼠窜。此后，赵文瑞不断成长，但两次放弃了合规的升职机会，只因曾禄是县委领导，她不愿被人误解共产党员享受特权。她诚恳地说：“在我心里，组织名誉和党员身份始终高于一切。于我和曾禄而言，毕生追求便是听党话、跟党走，不负国家，不负党和人民。”

同样是女中豪杰的左丽芳，92岁了仍清楚记得自己在湘潭县金庭小学读书期间，老师赵缉熙（地下党工作者，后为湘潭地委宣传部部长）给她讲的许多革命道理。就像在暗夜中看到火把，她的眼里开始有了光。1946年，14岁的女生在课余时间经常到乡民中为地下党散发革命传单，传递情报，从事这些让人心跳加速的紧张工作，让她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1949年8月，县委为借粮任务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群众借粮支援前线解放军，左丽芳落落大方地上场了，秧歌一扭，歌一唱，铜锣一敲，人们立即聚拢过来了。她便讲了故事，台下顿时一片鼓掌和叫好声。散会后，她继续对跟来的老百姓细细讲起共产党带领农民“翻身斗地主”的光明前途，一下赢得了民心。

回首被组织召唤、点燃革命火种的经历，已白发苍苍的左丽芳，始终未变的是那颗火热的初心。“不忘初心，就是不忘我们为什么出发。”老人感慨道。

“不怕牺牲的真谛是：不退缩，不动摇，勇往直前”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已93岁的王锦丰，每听到《游击队之歌》，思绪就会回到战火中。

1947年5月，16岁的王锦丰趁着东北野战军在当地招兵，便跟着村上游击队的区小队报了名。村上一起28个年轻人就这么跟着部队走了。

“战争中的人是九死一生。”他喃喃说着。董存瑞壮烈牺牲的那场战斗，也是王锦丰永不磨灭的记忆。“董存瑞前面还有三个战士先冲锋了，都没到碉堡跟前，在半路上就被击倒牺牲了。”这时，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他身形很灵活，绕来绕去的，就到了碉堡底下，也就是桥下面。但桥下面没有可以放炸药包的地方，他就那么一个手举起了一个那么大的炸药包，右手拉燃了导火索，然后爆炸了……”

爆破任务完成了，董存瑞牺牲了……王锦丰眼含热泪地回忆。

“革命胜利后，当年我们村上一起参军的28个人只有5个人还活着，现在还活着的就我一个了。”立功无数的王锦丰总说，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是立了功的真正的英雄，他忘不了他们。

“战友之间的感情，现在讲起来心里都很难过的，只要我还在喘气，就忘不了那种感情。”90岁的尚瑞尧，对这种“忘不了”的战友情深有同感。尚瑞尧回忆1948年刚入伍时说，“班上的同志对我都格外照顾。急行军训练中，大家帮我扛枪、背手榴弹，还手把手教我射击技巧。”在零下三十几度的朝鲜战场上，他和战友互相把自己的脚放对方的肚子以取暖。更揪心的是，他曾眼见一个被烧伤的战友，抓着肠子嗷嗷地叫“小尚！小尚！”尚瑞尧眼泪哗哗地流泪劝慰战友不要紧张，战友最终还是在他面前吐尽了最后一丝气。

但在生死面前，尚瑞尧从没有想过退却。14岁入伍的“兵娃子”，因为年龄小，首长曾准备送他去延安学习，但他说：“我是战士，就应该上战场！“他铆足了劲训练，年纪小小的他竟在军事技能比武中，以3弹29环的成绩，夺得全连第一。

在1950年的朝鲜战场上，他所在的志愿军铁道兵团，得“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朝鲜的冬天，地面冻土层很厚，取土困难。17岁的尚瑞尧，灵机一动独创了取土妙法，用铁锨在铁路两边取土坑上选取合适位置打深洞，用土时炸开冻土层，土壤就可以随意取用了。因此，“美军的轰炸一天都没断过，但我们的铁路线也从未中断过”，敌军也称他们铁道兵为“不可思议的神兵”。

1951年9月，尚瑞尧到志愿军司令部汇报工作时，首长热情招呼他为“小鬼”。

93岁的那振亚，也曾被首长叫过“小鬼”。1947年，那振亚参军时，首长问16岁的他：“小鬼，打仗你怕不怕死？”“我不怕。”他的回答斩钉截铁。之后，他经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剿匪……在现实的战斗中，他才明白了一句“不怕死”的承诺多么重。

1947年冬季，在攻打吉林的一场战斗后，那振亚接到了在部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掩埋52位烈士的遗体。那振亚来不及被血淋淋的场景震撼，他和另一名也就20岁的战士必须尽快完成任务。部队里没有棺材，他们只得向当地乡民借炕柜。借用柜子时，他们打条记账，部队还要偿还给主人的。两个人一天一夜没有合眼，给烈士们装殓。这时，天寒地冻，根本挖不了坑，所以柜子没法埋进土里，于是他俩和乡民们用车把“棺木”抬到村外的壕沟里，再用雪覆盖。他们又嘱托乡民们，等春天时，请他们将烈士们重新埋葬，入土为安。

没有白布蒙盖，没有野菊花致哀，一层冰雪就无声无息地宣示了52个人的告别。此后，那振亚从东北到关内，随军一路高呼冲锋，只为心中的信念：“不退缩，不动摇，勇往直前，一心一意干革命，勇敢投入到浴血奋斗的解放战争中。”77年过去，来自黑龙江的那振亚，已从一只“东北虎”变成了湖南汉子，而他身上流着的血，始终是不怕牺牲的英雄血。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而今，黄中璜时不时地唱起《跟着共产党走》的歌曲。“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1949年，黄中璜在家乡慈利解放时报名加入解放军47军139师。16岁的小伙子很快适应了军队生活。随军解放大庸时，他端着枪冲进大庸县一中，逼得国民党军官投降。随后，部队继续前行解放重庆。他表示难过的是，“我们迟去了一步，他们（国民党军）把江姐那一批人杀了。”从重庆回来后，47军驻扎在湘西剿匪，黄中璜开始从事医护工作。

赴朝参战是黄中璜最难忘的一页。在最惨烈的338.1高地拉锯战里，几个小时下来，黄中璜所在的连队只剩下带伤的几名战士了。当他为受伤的老兵准备打麻药时，老兵却说：“你不要打，麻药你留给其他同志打，我受得住。”黄中璜至今回忆起来都热泪纵横。这就是党领导下的志愿军战士。世界上哪有这么伟大的党呢？

今年98岁的抗战英雄张庆功，是1942年3月成为太岳军区独立八团的一名战士。

1943年2月的一天晚上，张庆功所在的连队对日军的运输车队打了一场伏击战，而他当时是个班长。第二天晚上，指导员陈文斌对他说：“你带的这个班昨天表现很勇敢，打得很好，你愿意加入共产党吗？”张庆功不假思索就回答：“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大救星，我当然想呀。”于是，立下郑重的誓言，张庆功入了党。第二天，他又奔赴前线。他冲在了最前面，耳边响起一句口号：“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

有一次战斗中，张庆功的连队80多人，守在窑洞里，此时子弹已打光，只剩下几颗手榴弹。前方两三百个日本兵逼近，劝他们投降。“我们没有一个投降，共产党员不投降，不叛变！”张庆功和战友们拿着手榴弹，做好了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就在这时，援军到了，张庆功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最重要的就是要绝对忠于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在的一切，要坚定自己的信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91岁的刘瑛对年轻人如此谆谆教诲，手扬了扬，仿佛想抬起手来宣誓。

刘瑛的手，已经枯瘦，但曾经也灵活轻盈。她曾是电信局技艺精湛的优秀报务员，在嘀嗒嘀嗒声中，一双手飞速发报精准收报。她还曾是在钢铁厂值班，操作着高大的吊车，汗流浃背，吊送钢水。

刘瑛充满渴望地亲手写下一封又一封入党申请书。她的大姐曾是解放军孤儿院院长，在大姐的影响下，刘瑛从小向往着参军、入党、报国。从1949年16岁参加工作进入革命队伍，到1979年48岁终于入党，她的入党申请书写了30年。刘瑛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但这也让刘瑛和家人有过被误解。身为团支书的她，送了一批批团员入党，而自己还在接受长久的考察。但这一切都没改变刘瑛的信仰和忠诚。在正式入党之前，她已做到了用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在从事报务工作时，她对党忠诚，严守党的秘密，当时家人从始至今都不知道她当年工作的具体内容。

入党那天，她举起了拳头，带领大家读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掷地有声的宣誓声，在45年后仍在久久地回响……

“人民至上，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当时有一股热情，一定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那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呼唤。”1951年2月，194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的黄厚瑜成了八千“天山湘女”之一，此时，她25岁，她毅然奔赴新疆。大家坐着敞篷车，奔波几个月，穿过无人区，风华正茂的她们从此把青春献给了新疆的大漠戈壁。

眼前是漫天黄沙，冬天气温低至零下40多摄氏度。姑娘们做的事，是顶着大漠烈日或戈壁雨雪去挖渠沟引水，打土坯建房，扛枪练体能……

1954年，部队要办小学，黄厚瑜率先报名，和另三位“湘女”一起筹建学校并担任教师。她们捐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没有课桌椅，用土坯垒；没有黑板，就在墙壁上写；没有教材，就自己编写。从40个学生挤在一间教室开始，学校扩展至创办中学。为了专心教学，黄厚瑜与丈夫张维彪约定放弃生育子女，她把全部心力放到了学生身上。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任教33年，她培养出3000多名优秀学子。

离休回湖南后，黄厚瑜和丈夫继续致力于关爱青少年、帮扶病残儿童的公益事业。离休40余年来，她一共拿出30余万元资助上百名孩子圆了读书梦。

1949年8月，李和初在岳阳参加革命，从此南征北战，1958年又奔赴西北建水库，永远是党指哪就往哪冲锋，他知道，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壮丽事业。后来他肩负了特殊的重任：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颗爆炸试验工作。

“这是我国首次核试验，史无前例，全靠自己摸索。”在化学兵学校学习过“三防”的李和初，任务是通过实测手段，收集核武器爆炸在各种条件下的数据，以了解其杀伤范围、破坏程度等规律。

试验的时候，工作人员离爆炸中心有十几里路远，背向爆炸中心。待爆炸完了，听到打锣声后，他们回过头来，便看到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此时，地面试验员马上开始行动。李和初和伙伴们立即开着摩托车，快速进入原子弹爆炸的中心点，拿出形如钢笔的辐射检测器，检测每一个地段原子弹辐射量的高低，将试验数据记录收集起来，危险时时刻刻伴随他，他义无反顾……

如今91岁的朱东生，16岁时加入解放军。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他和战友们正在西南行军途中。大家欢天喜地，心想的是：“赶快解放全中国，加快建设新中国！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20世纪50年代后期，朱东生被调至贵州深山中的一个生产导弹的兵工厂。工厂参与的工程基本都是保密项目，收信地址都只是个编号——061。被选去参与保密工程，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光荣的事。

70年代，朱东生到湖南长沙井湾子，为中建五局筹建建职工医院。没有人员没有设备，他就从小器械到大设备的购买、运输和安装，全部自己学习画设备样本，再送到加工厂制作。在唐山大地震中，他前往援助，进行外科手术和心理疏导等工作，夜间在临时搭的棚里地上铺点稻草就睡了。

“人民至上，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要落实在行动上，要时刻想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朱东生说。（赵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