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的包容性、和平性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融入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并转化成与时俱进、视野阔达的全球治理观，呈现出“怎么来、怎么化、怎么办”的清晰的文化传承脉络和文明发展轨迹。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凸显出从崇尚大道、厌战求和到人类祈福的深沉文化之思与命运之思，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人生哲学和文化积淀。“天下为公”，出自在我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中占重要位置的《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展现出友爱互助、去战止乱的古代理想社会图景。春秋前期各大诸侯混战正酣，春秋中期多数诸侯已然厌战，春秋后期经济勃兴肇始。一代圣人孔子在此背景下率先提出大同理念，有如划破沉寂的洪钟大吕、穿透阴霾的晴日暖风。后康有为等不遗余力将其优造、高推，孙中山在阐发三民主义时更是一语中的、明确指出“民生主义就是大同主义”。由此而进，最终构设了“以经济政治科技实力和平统一全球并最终造福人类”的美好愿景。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蕴含着从道德标准、政治信条到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观念升华。在这里，“公”有两层含义，一则背私为公，一则公即共也。因此，天下为公，既有为公之意，更揭示出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的意涵。这一思想，经孙中山先生推崇后广布于民众、深覆于社会，成为仁人志士道德追求的至高标准、圣洁心灵的重要寄托和政治作为的坚定信条。天下为公与天下大同，源古而来，同文而生，互相成就，互为结果。大道、大同、天下为公等贯通古今的哲思之光，曾经照射的是历代名士虽怀鸿鹄之志、却只能深陷现实政治泥沼的苦痛与悲伤，今日映照的却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可以说，“天下大同”的期许已经转化成共产党人澎湃的初心使命和付诸实践的火热行动。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经历了从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社会治理到现代化视域下全球治理的认识发展。伴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增加，人类社会再次走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念主张，为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同舟共济”到“同乘大船”，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倡议，从天下一家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无不凝结着底蕴至深的“和合”文化元素，无不渗透着“协和万邦”“和实生物”的文明思想。从历史的深处和文化的深厚中走来，中国坚定站在和平对话和公道正义一边，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持续注入文明支撑、文化强能的“和之力”。

“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既是悠远的文明回响，也是铿锵的时代强音。赓续历史文脉，承载社会理想，贯通古今，以文化人，兼善天下，共享大同。抚古思今、瞻望未来，携手前行、持续用力，定能把理想的“远景图”变成真切的“实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