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国际调解高峰论坛“调解机制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专题研讨会。

红网时刻新闻11月4日讯（记者 陈雪骅）11月4日下午，第十届国际调解高峰论坛的“调解机制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专题研讨开场。面对越来越多涌来的跨境商事争议，中国商事调解发展合作机制主席蒋惠岭抛出的问题带有现实分量：怎样把调解变成可复制、能衔接、好通行的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二级高级法官龙飞表示，中国商事调解正迎来制度供给的历史性时刻。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商事调解条例》，让商事调解第一次有了专门立法支撑。“调解不是司法的退让，而是解纷理念的升级。”龙飞说，它让双方在剑拔弩张之前多了一次坐下来谈的机会，也把宝贵的司法资源留给真正需要裁判的案件。

“与其等争议发生后疲于解决，不如在风险酝酿时就去预防。”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ICDPASO）主任杨照莹把视野拉向跨境争议的源头。在他看来，调解最大的价值不只在于多一个解决渠道，更在于它契合商事活动的本质。当预防、调解、仲裁、诉讼首尾相接、形成完整链条，跨境商事主体就有了从“避之不及”到“从容应对”的底气。

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副主席、马来西亚国际调解中心主席穆尔希达·穆斯塔法，用东南亚经验印证这一判断。她说，调解从来不是某一国独有，而是东方商贸文明共通的生活智慧。“马来西亚有马来、中华、印度文化交汇而成的调解传统，这和中国的‘和为贵’异曲同工。”她表示，近年来见证的跨境争议越来越多涉及中国投资者，“规则可以不同，但‘坐下来好好谈’的诚意，是全人类共通的。”

湘潭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廖永安则把话题引向本土实践如何长成参天大树。“制度落地，关键在人。”他提出，调解要真正走向职业化、专业化，就必须有学科、有课程、有人才梯队。湘潭大学近年来持续发力调解学科建设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正是希望为中国调解国际化储备更多“懂法律、会调解、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中国有自己的调解实践和调解文化，我们有底气，也有责任，把这些经验讲给世界听。”

从制度供给到源头预防，从国际经验到本土人才培养，一场研讨勾勒出商事调解国际化的清晰路径。当吉隆坡的调解文化同岳麓山下的探索在同一张圆桌前相遇，国际经验与中国本土实践的这场“双向奔赴”，正在为全球商事治理贡献更多可借鉴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