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医大师是中医药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国医大师”的称号是中医药行业的最高荣誉。目前，湖南省共有4人被评选为国医大师，其中三位都来自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分别是：刘祖贻、孙光荣、潘敏求。

红网时刻新闻联合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推出《这就是国医》栏目，首期走进第四届国医大师潘敏求。

潘敏求，全国名中医，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国家老中医学术继承指导老师，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潘敏求。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何青 李香枝 长沙报道

他的手搭在椅子上，指节分明，骨瘦而有力。

就是这双手，研制出了我国首个治疗肝癌的三类中药新药“肝复乐片”；就是这双手，写下了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医药治疗肿瘤的著作《中华肿瘤治疗大成》；就是这双手，60年来摸过的脉、翻过的书、开过的方子，数也数不清。

——此刻，却只是安安静静地搭着。

采访国医大师潘敏求，是在一个初春的上午，在他的家中。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胸前别着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的徽章。

我们准备了采访提纲，他看后说内容蛮多，自己没准备。但真讲起来，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一条一条，清清楚楚，像他开的方子一样。

他今年85岁，从医60年。一个人用一辈子做一件事，这件事能做成什么样？

最早的中医启蒙课

“我的爷爷是一名喉科医生。”

潘敏求说话带着浏阳口音，不紧不慢。说起爷爷的时候，语速会稍微慢下来一些，像是在辨认一段很远的路。

那个年代，湘东的乡间，药铺不多，郎中也不多。他的爷爷用药不走寻常路——他喜欢用散剂，药粉调好了，吹进病人嘴里，口腔里的毛病，常常立竿见影。

在楼上药房，潘敏求初遇中药材：“蚜泥婆”（中药蛞蝓）、麝香、冰片……当时年纪小，不懂那是什么，只觉得神奇。

那是他最早的中医启蒙课，没有课本，没有考试，只有一个孩子的好奇心和满屋子的药香。爷爷从来没有教过他一个方子，但那个药房里的气味、那个治愈病人的场景，比任何课本都深地刻进了他的记忆。

“我从此对中医有了一个印象。”潘敏求说。

1984年，潘敏求（二排左三）、妻子黎月恒（一排左四）与湖南中医学院63级同学在湖南烈士公园留影。

1963年，潘敏求考大学，报名时发现了湖南中医学院（今湖南中医药大学）。

“我看爷爷是老中医，治好了那么多人，我也学中医吧。”他说得轻描淡写，好像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在那一届，他总分第一。

也是在湖南中医学院，他遇到了一个同样热爱中医的女同学——黎月恒。后来，这位女同学，成为了他的妻子，也是他中医治疗肿瘤之路的战友。

一九七七

197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那一年，高考恢复，无数人的命运开始转弯。

但对潘敏求来说，转折不在一张试卷上，而在一次调动。

大学毕业后，潘敏求被分配到了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1977年，他和妻子黎月恒调至湖南省肿瘤医院，一起创建了湖南首个中医肿瘤科。

“当时全国肿瘤医院有中医科的屈指可数。我刚到的时候，医院总共只有50张床位，院长给了我七八张床。”

然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对中医能否治疗肿瘤心存疑虑。

面对质疑，潘敏求没有争辩，而是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你们不收的病人，给我。”

肝癌，成了他第一个攻坚的“靶点”。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肝癌的治疗手段极其有限。能做手术的人微乎其微，大约85%的患者伴有肝硬化，手术根本做不了，绝大多数只能“放弃不收”。潘敏求收下了这些被“放弃”的病人，开始了坚定的探索。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人们开始重新打量这个世界，而潘敏求也开始重新打量中医。

那一年，他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想象的决定：花了三个多月时间，跑遍了全省80多个县区，还跑到哈尔滨、西藏、重庆等地，向专家求教。

那一次跑下来，他带回了一千多个方子。“农村里面有智慧。虽然不是每一个都有效，但对我有启发。我知道民间流行病方治疗到了什么程度。”

经验在工作中总结，他发现，肝癌中晚期的病人，普遍有些共同特点：腹胀、便溏、食欲不振。这在中医里，是典型的脾虚症状。

结合《金匮要略》中的“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肝癌病人的腹胀与脾虚、气滞密切相关。

潘敏求在国内率先提出“瘀、毒、虚”是肝病与肿瘤的基本病机。根据这一理论，他创立了“健脾理气、化瘀软坚、清热解毒”治疗肝病的法则。

这一法则后来被誉为“潘氏法则”，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普遍认可，录入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第6版教材，肝复方系列研究于1992年获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

“一年以后，给了15张床。三年以后，到了三四十张。”他记得很清楚。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出诊中的潘敏求。

一味药一本书

从1977年开始收治肝癌病人，到1994年“肝复乐”最终定型，潘敏求花了17年。

17年，足够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快成年。17年，他的鬓角也添了霜色。

方子改了6次。为筛选最佳配伍，他试过108种草药组合，在兔子、小鼠身上做了300多次实验。有次为观察药物反应，他在实验室守了三天三夜，晕倒在操作台旁。

他坚持“新药必须过患者这一关”。在临床观察期，他搬来行军床，记录患者排便、体温。

“全部是自己从头到尾搞的，没有捷径。”他说。

1994年，中成药肝复乐片获批成为我国第一个治疗肝癌的三类中药新药，2000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向全国推广的科研成果，现已成为临床中、西医治疗肝癌的常规用药。

在这个过程中，潘敏求和妻子黎月恒共同主编的《中华肿瘤治疗大成》出版。

此时，他担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院长，兼任医院中医临床研究所所长、肿瘤研究室主任。

写这本书的初衷很简单：当时全国没有一本系统梳理的中医治疗肿瘤的书。他和夫人利用业余时间，几乎把所有关于中医治疗肿瘤的资料都翻了一遍。

按病种分类，头颈部、胸部、腹部……每一个病种，都附有一篇评述，告诉临床医生这个病中医治疗到了什么水平，西医到了什么水平。这本书不只是资料的堆砌，而是一个临床医生的经验总结，是一个在病房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给后来者铺的路。

“临床医生拿我这本书，可以作为临床的指导书。”他说。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科学术带头人杨宇飞，曾公开说过一句话：“我把《中华肿瘤治疗大成》放在枕头底下，每天都翻。”

这句话他记了很久。不是因为被夸奖，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那些在灯下熬夜的夜晚，那些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评述，真的有人在用。

潘敏求（中）与学生教学交流场景。

传承

1989年起，他开始招收湖南省中医肿瘤专业研究生，将自己看病的心得、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

他的儿子潘博，受父母影响，也成为了一名医生，也是他的学生。

“他扎扎实实跟了我三年，每个月写笔记，每季度写总结。”潘敏求说。三年里，潘博跟着父亲出门诊、查房、看病人，一个不落。

“有时候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甚至比我想的还多。”

说这话时，潘敏求的语气里，有一种父亲特有的骄傲。他的眼睛微微眯起来，嘴角往上翘了一下，像所有说起孩子时忍不住得意的父亲一样。

这些年来，他先后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研究生40余名，弟子20余名，其弟子不乏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岐黄学者、省名中医、有突出贡献专家、学科学术带头人。

潘敏求和弟子们。

采访快结束时，我们问他：对于现在学中医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

他想了想，说了三件事。

第一，要相信中医。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比之前大了一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这说明中医的发展将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担子很重。”

第二，要实践。学中医是个长期的过程，需长期临床实践才能真正“得心应手”。

第三，要勤奋。“为什么讲方子越熟悉越好呢？一个病来了，你心中要有底。不能临时去想几味药，而是要从经典里、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方药中快速反应。”他说，中医不是死记硬背的东西，得有悟性。

他还特别提到剂量和细节：“危重病人，有时就在一指之间。你搞对了，他命就活了；你搞错了，可能就是两天的事。”

“中医要勤劳，要多看、多实践。其他我没有什么要讲的。”

采访结束，我们离开的时候，潘老因身体抱恙，依旧坐在椅子上休息。

他坐在那里，像一棵古树，根扎得很深，枝叶还在向上生长。